“作家的固执，或许是他成长的一种方式。”这是法国索邦大学教授埃里克·安索（Éric Anceau）在《拿破仑三世传》中作出的评判。在这位以研究法兰西第二帝国史而著称的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大师维克多·雨果（1802-1885）之所以能够在法国民众中赢得不朽的声誉，很大程度上乃是源于他的“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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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也有过类似的论断：“雨果的头脑是如此固执，他一生中所投入的每一个新的概念世界，都为他结晶成为教义的法典……从他成为民主主义者起，他就一直反对死刑。”其实，除了力主废除死刑，雨果在普及义务教育、倡导新闻自由、消除社会不公等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大声疾呼，无愧于“当世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之令名。其中最令人动容的则是他被流放后与复辟帝制的拿破仑三世展开的不懈斗争——后者是手握重兵的君王，而这位落魄诗人手中只有一管羽毛笔。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支持雨果“死磕”的只有一个信念：从长远来看，思想的力量胜过刀剑。
雨果的固执在日常生活及文艺创作中早已显露端倪。以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讲述的一件轶事为例：七月王朝时期，国王路易-菲力浦曾在凡尔赛宫“镜厅”举办盛大典礼，雨果受邀参加，但他发现好友大仲马未受邀请，便拒绝前往“捧场”。在雨果一再坚持（并由奥尔良公爵出面斡旋）之下，王室向大仲马“补发”邀请函——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准备宫廷礼服，雨果和大仲马二人便身着国民自卫军制服赴宴，并在宫中走廊“邂逅”以侯爵身份出席盛典的小说家巴尔扎克。
1829年，雨果创作浪漫主义戏剧《马里翁·德·洛尔姆》（Marion de Lorme），批判专制王权，遭政府禁演。雨果对审查机构大为不满，当面向国王查理十世告状。后者是雨果的忠实读者，但又不便“毁坏祖制”——自路易十四以来，新闻审查在法国已成定制——于是采取“和稀泥”的策略：一方面维持原判，一方面自掏腰包，以两千法郎（或说四千法郎）年俸作为补偿。圣眷之隆如此，换作旁人或许会感激涕零，然而固执的雨果却断然拒绝国王美意。他在致国王信中写道：“我只请求准许上演我的剧作。此外，别无他求。”
不肯善罢甘休的雨果随后推出另一部剧作《国王寻欢》（Le roi s"amuse），首演大获成功，但旋即遭禁——官方理由是，“宫廷无法容忍君主在舞台上受到百般嘲弄”。这一次雨果没有选择“上诉”，而是将满腔怒火化为实际行动——他紧接着创作出更具鲜明反封建思想的名剧《艾那尼》（Hernani）——该剧上演之日，企图现场喝倒彩的古典主义拥趸临时倒戈，浪漫派戏剧由此夺取法国戏剧舞台的统治权。值得一提的是，雨果在该剧“序言”中将文学革命同政治革命相联系，宣称“文学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女儿”。
平生以恢复君主专制为志业的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简称路易·波拿巴）断然难以容忍这样的自由。自1848年革命后经过普选成为法兰西历史上首任总统，拿破仑三世颁布了一系列违反共和宪法的法令条例，目的在于维护政权、消灭异己，并为日后的复辟扫清道路。对此，1849年当选议员的雨果在立法会与之展开抗争。1850年1月，拿破仑三世意图出台“法卢法案”，旨在将学校教育置于教会监督之下。雨果随即登台发表演讲，认为这一法案目的并非“确立教育自由”，而是确立“为教权主义服务的教育垄断”。他提议的解决方案是政教分离，将教权从国家和人民事务中驱逐出去，同时倡导免费的、世俗的义务教育——“让人民的心脏和法兰西的头脑相通”。
1851年底，拿破仑三世作为总统任期将满，遂以“国事为重”为借口，要求延长任期至下一个十年。政府及议会内部各派反应不一：曾任政府首脑的梯也尔及内政部长雷米扎（Charles de Rémusat）一向鄙视拿破仑三世，认为其人资质平平——“缺乏通常优秀人物所具有的优点——判断力、学识、健谈、经验”，但自命不凡——“他确信自己被至高无上的力量指引去完成一项使命：即完成他家族的复兴伟业。归根结底，他感到自己注定要创造历史”。然而，正如雷米扎在《回忆录》中所说，“这个白痴具有罕见的巨大能量”：他满口谎言、诡计多端且敢于冒险——“他用自己的幻想干预世间事务，并按照他的怪念头制造或改变事态发展”。
与梯也尔等人主张的议会斗争不同，曾出任政府外交部长的托克维尔提醒同僚注意：拿破仑三世通过各种手段骗取民众信任——尤其是人数众多但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阶层，既然他能以压倒性多数赢得大选，自然也能够通过“投票”变更国体。托克维尔的建议是，通过合法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同时规定总统“掌握武装力量”但“永远不得亲自指挥”——以免这位“亲王总统”心血来潮贸然发动战争。作为政治预言家，托克维尔日夜担忧的是这位踌躇满志的总统倘若不能连任，则随时会发动政变。
和托克维尔一样，雨果对拿破仑三世的政治野心早有察觉。他在议会及报刊媒体口诛笔伐，揭露此人（拿三）打着拿破仑一世旗号招摇撞骗的丑恶嘴脸。得知拿破仑三世一意孤行，将要解散议会之时，雨果率先发表演讲，宣称议会“这一论坛，是所有专制制度的一切迷信思想的克星，也是人间一切被压迫者希望之所在……它是产生思想的奇妙机械，是宏伟的文明工具，它一刻不停地提高着全人类的智慧水准，并为人类带来灿烂的光明”。然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议会制度，此刻却面临解散——此举意味着“公民权的保障、议事自由、人身自由、税收监督、新闻自由……以至生命权，统统在内，全都一笔勾销，消灭了，失踪了，化为泡影了”。
和托克维尔以及梯也尔等人不同，雨果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在政变前夕，雨果早早放弃幻想，走下议会论坛，转而走上街头，号召具有反抗传统的巴黎人民拿起武器，构筑街垒，反抗暴政。政变次日，巴黎到处出现署名为“议员雨果”的《告人民书》：“郑重宣布路易·波拿巴不再受法律保护。废除特别戒严。恢复普选权。共和国万岁！拿起武器！”——几乎与此同时，政府四处张榜悬赏：“擒拿或诛杀雨果者得赏金两万五千法郎。”许多朋友奉劝雨果不要上街，但他毫无惧色，正如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自1847年起流亡英法）在《往事与随想》一书中描述的那样：“1851年12月2日，雨果像巨人般站起来了。他面对刺刀和枪口仍号召人民起义，他迎着枪弹反对政变。”据传记作家说，出于对老友的关心，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1849年曾因著文声讨拿破仑三世而被捕入狱）也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找寻雨果。二人相遇后，蒲鲁东告诫雨果：“你们的计划是行不通的，不明真相的人民是不会起来斗争的。”对于友人的这一番好意，雨果婉言谢绝，转身继续投入战斗。
12月4日，雨果及其“抗暴委员会”领导的反抗运动惨遭镇压，雨果本人转入地下活动。一周后，眼看同僚纷纷被捕，雨果被迫流亡国外，先抵达布鲁塞尔，后辗转于泽西岛和根西岛——与故国隔海相望。尽管如此，雨果并未停止与拿破仑三世的斗争。他愈挫愈勇，以笔为枪，继续为捍卫共和、推翻帝制而奋战。1852年2月，他在给妻子阿黛尔的信中写道，他要以“墨水瓶反对大炮”，并坚信“墨水瓶一定会摧毁大炮”。他立誓要把拿破仑三世——这个“共和国躯体上的蛆虫”（塔西佗语）——“放在铁格架上”来回翻烤：“如果不是用法律之手，至少用真理的铁钳，抓住这个可恶的、戴上皇冠的变节者，在历史之火中把他的誓言的所有文字都烧红，烙在他的脸上。”
照埃里克·安索的看法，拿破仑三世并非如雨果所言——外表“令人憎恶”，相反，此人惯于伪装，一副“亲民”作派。他喜爱浮华、排场，以及任何响亮的、闪光的东西，也就是权力熠熠生辉之表面。对于被人蔑视他并不在乎，只要赢得表面尊重他便称心如意。他最在意的是如何自我炫耀和自我包装——“他到处发表演说。他翩翩起舞，主持朝政，阅兵游行，有若孔雀开屏”。通过一系列不计代价的政治“真人秀”，他一时深孚人望。
但在作秀的表象背后，雨果洞悉拿破仑三世卑鄙、肮脏的灵魂：他仇视人类文明，扼杀精神自由，妄图复辟倒退。1852年1月，拿破仑三世授意在内政部之外成立警务部，由他的亲信掌管，公民的人身权利从此不再受到保障。一个月后，拿破仑三世改革宣誓制度，全体官员必须宣誓：“服从宪法与效忠总统。”同时，拿破仑三世下令取缔巴黎所有的政治俱乐部，集会与结社也必须事先经过政府批准。7月，元老院颁布法令：特别最高法庭将审判反对和谋害共和国总统和国家安全的罪行——一经判决，不得上诉。
新近成立的“公共思想局”主管新闻出版，同时也负责审查思想。首当其冲的是报刊印刷业。1852年2月，“新闻法”规定：“任何有关政治与社会经济的报刊，必须经政府预先批准。”所有上述“报纸或刊物的所有者、在出版前必须交付保证金”。“凡未经事先批准、未交保证金或保证金未能全部交付的出版物，将被处以每期或分册一百至两千法郎罚金与一个月至两年监禁。”与上述新闻法“配套”实施的是臭名昭著的“治安法”：一切公开煽动犯罪者，凡目的在于破坏社会安宁或唆使仇恨、蔑视政府与皇帝，皆严惩不贷。当年11月，外省一家报纸被控侮辱拿破仑三世，结果被判处罚款和封禁——该报所刊载的是路易·波拿巴以宪法为靶子进行射击的漫画。
随着拿破仑三世政权的巩固，此风愈演愈烈。据不完全统计，1852-1858年间，数千人因反政府言论被驱逐出境，或流放至阿尔及利亚，另有近万人遭非法拘禁或受到监视。仅巴黎一地遭逮捕者便逾两万六千人。被处罚的媒体中，《新闻报》（La Presse）的罪名是宣传某次“刺杀国家元首为不可避免之事”，《信使报》（Le Courrier）由于“损害政府声誉”受到责罚，《旁观者》（Le Spectateur）则因“声称拿破仑为革命的传教士而受到处分”。
流风所及，连法兰西学术院也未能幸免。雅典和罗马的诗人和历史学家遭到封杀，因为拿破仑三世“从埃斯库罗斯和塔西佗的著作中嗅到朦胧的煽动气息”。天文学也沦为“重灾区”——“空中到处都是令人不愉快的影射暗示，需要妥为整顿。发现太阳上有一块新黑斑，这显然是新闻检查的某种例证。预测有新浪潮，那是出现叛乱的标志。宣布将有月蚀或许也是一种叛逆行为”。一言以蔽之，自由天文学就像自由的新闻报刊一样充满危险。因此，皇帝下令，天文学家也需要效忠宣誓。
对于拿破仑三世的倒行逆施，雨果怒不可遏。他刺向暴君的第一柄利刃是1852年出版的《小拿破仑》（Napoleonle Petit含贬义，与其伯父Napoleonle Grand相对）。虽然流放之地条件艰苦，雨果在给妻子阿黛尔的信中却不无自豪地说：“我现在过着一种修道士似的清贫生活。我的床很小，屋子里没有生火，仅有两张草垫椅子。我每天只用三法郎五个苏……现在我不怕再往下掉了，我生活社会的最底层……每天坚持写作”——鞭挞暴君所带来的愉悦和兴奋日后也成为他长期流亡生活的重要精神支柱。
尽管《小拿破仑》一书无法在法国出版，但它的译本却相继在欧美各国发行——当时身在意大利都灵的大仲马手捧一册，高声朗读，四周聚集的是流亡海外的法国异见分子，“他们能在仇恨中品尝到一种难以言传的喜悦……大家都感到欢欣鼓舞，精神为之一振”，正如安德烈·莫洛亚所说，本书“在全世界印行了一百万份，这一事实证明，精神力量战胜了武力政变”。迫于拿破仑三世的淫威，法国人民的愤怒不能用行为表现出来，雨果却用手中之笔尽情宣泄这一种愤怒，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1853年，雨果出版《惩罚集》。这部诗集共有诗一百零一首，几乎每一首都是投向拿破仑三世的匕首。以“既然正义……”为例，在诗中雨果抨击拿破仑三世是“戴上王冠”的“杀人犯”“独裁者”，他扼杀共和、践踏人权，使法兰西民族蒙受耻辱。诗人发誓要将这名自由的扼杀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愿给他紧紧戴上镣铐……让金玉其外的亲王在苦役中烂掉！”他“浑身沾满鲜血，凌驾于法国之上，而今还得称他为‘帝王’！”对于这样的跳梁小丑，诗人都不屑“用扫帚把他扫出圣克卢宫（Saint-Cloud），那样会把扫帚弄脏！”
在此前一年（1852年）12月，巴黎盛传拿破仑三世将实行大赦（前提是“具结悔过”），一批流亡者决定回国。对此，雨果引用友人圣伯夫的名言——“假如我们可以洞察所有人的内心，那么人世间又有谁是不可同情的呢？”——表明自己“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于这些承认‘听信谗言，误入歧途’的人，这些为回国而写保证书的人，我表示谅解和怜悯……”作为回应，雨果引用他早期诗剧《克伦威尔》（1827）中两句台词：“行了，我就赦免你。”/“——你有权利吗，暴君？”并发表名诗“最后的话”以示决心：“我承受着流亡的刑罚，哪怕是无期徒刑，/……哪怕只有一百个人，我也敢反抗暴君！/在仅剩的十个人中，我是第十个人！/如果仅有一个人，我愿做唯一的那一个！”与此同时，雨果坚信，从历史来看，流亡会使政治家走向穷途末路，但往往会使诗人千古流芳——奥维德、但丁、拜伦以及斯塔尔夫人……他们皆堪称世界“流亡文学”史上的光辉典范。
1859年，拿破仑三世对雨果颁布特赦令，妄图“招安”诗人与第二帝国和解，但固执的雨果拒绝同暴君和解，并发表声明：“对人民来说，唯一的权力是法律；对个人来说，唯一的权力是良心……我忠于我对良心许下的诺言，我坚持到底，与自由一同流亡。自由回去，我才回去。”在致友人乔治·桑的信中，雨果邀请女作家来访，宣布在自己的流放地已建成“自由之家”（House of Liberty）。与此同时，雨果多方搜集资料，撰写《一桩罪行的始末》，全面深入地揭露当年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的真相，表达自己与独裁者斗争到底的决心。
1870年，拿破仑三世落入俾斯麦圈套，在色当战役中兵败被俘（次年获释，旋流亡英国，两年后郁郁而终）。普法战争爆发的当天，马克思发表“宣言”（见《法兰西内战》），对拿破仑三世对德宣战作出预言：“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这是一出“复辟帝国”的闹剧——马克思在雄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称之为“笑剧”——想扮演英雄的“丑角”拿破仑三世最终仍不免身死而为天下笑。呜呼哀哉。
法兰西第二帝国覆亡后，像一个世纪前的伏尔泰一样，雨果在万民欢呼声中重返巴黎。1885年，雨果病逝，法国政府为他举行国葬，送葬民众逾两百万，为欧洲史上之最。“一个国家把以往只保留给帝王与统帅的荣誉，给予一位诗人，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位固执而倔强的诗人，笑到了最后。
